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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度前央行行长拉詹(中篇):危机可以预警 但难以预测

2017-09-25 来源: 财新网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十年前的9月14日,一大早北岩银行的储户就在银行外排起长龙,只因英格兰银行为该行提供批发信贷市场紧急流动性支持的消息传开。信心的脆弱令挤兑持续数日,直到英国财长承诺政府会担保所有该行存款。

九年前的9月15日,雷曼申请美国史上最大破产保护,全球金融危机终入高潮。

十年过去,这场危机仍然对全球金融、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着深远影响。“为什么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英国女王在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事实上,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在2006年曾警示危机,遂被冠以“末日博士”之名。耶鲁大学教授席勒亦从2007年9月开始不断提示美国房市和金融危机。而早在2005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的拉詹,就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对危机最早做出预警。

在当年的美联储Jackson Hole会议上,他陈述了一篇题为《金融发展是否让全球风险更大?》的论文,并称“危机可能迫在眉睫(might loom)”。当年的Jackson Hole会议处于向即将退休的格林斯潘致敬的祥和气氛中,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甚至批评拉詹论文提出的“假设简单而且带有一点勒德主义(Luddite,指厌恶技术进步)”。

危机十年后,拉詹对危机复苏及预测怎么看?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两周后揭晓,经济学家和模型对危机防范是否全然无用?社会对金融及金融业角色的认识变化几何?

此文是对拉詹专访的中篇,下篇将详述拉詹对印度国有银行改革、普惠金融、支付体系发展的思路以及一系列进展,并浅谈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看法。

复苏政策:需求VS供给

财新记者:IMF在连续多年下调对全球增速预测后,今年上调了对全球增速的预测。全球经济终于复苏,是更多源自令人意想不到的“特朗普效应”,还是内生性因素发挥作用的时间终于到了?

拉詹:主要是后者。危机过去八年后,全球经济的四大引擎都开始助推增长。美国增速还比较合理,欧洲近期复苏势头比预想得还强一些。日本作为一个劳动力总量在减少的国家,增长势头相当不错。中国增长放缓的势头也稳定下来,如果围绕债务和去杠杆的一些不确定性可以有效解决,情况会更好。

财新记者:对于政策在复苏中能扮演怎样的作用,人们存在分歧。今年Jackson Hole会议最受关注的一篇论文主旨是,在经济衰退期,财政刺激在刺激产出的同时还能降低债务率。萨默斯也一直强调基础设施投资等需求侧的办法。你则更强调供给端政策?

拉詹:这些年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无疑是偏疲软的,尤其来自投资的需求。但是我不认为政府能很容易地创造实实在在的需求,尤其是那些高负债国家,政府做债务或货币支撑的投资事实上会带来更多担忧。

很多人也喜欢强调建基础设施的作用,就好像开个开关基础设施就出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把基建规划好并合理推进,需要时间和巨大努力,不然很有可能是撒钱。

即使是德国这样人们普遍认为确实存在借债投资空间和必要性的国家,也存在谁来融资的问题,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具体如何融资?德国经济管理已极为高效,但依然看到柏林机场修缮超期、超预算。因此,如果能做到推升需求而不让债务和资产价格问题显著恶化,当然可以应该做到,但这绝不容易。

而在供给侧,我们基本也知道需要做哪些事情,劳动力市场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产能政策等等。这些确实在政治上更为困难,但是如果能做下来,很可能供给会推升可持续的需求,因为人们对他们的饭碗和未来更有信心。所以,我总是倾向于强调在供给侧方面的努力。

财新记者:在更多由货币政策带来需求复苏的情况下,当前我们到了金融周期的哪个阶段?

拉詹:晚期!在很多发达国家,尤其是走出危机或复苏得较早的国家,资产价格已经很高。比如加拿大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很高,迫使加拿大央行最近意外加息。

决策者不能沦为模型的奴隶

财新记者:资产价格很高是否意味着我们离下一场危机不远了?

拉詹:如果指出危机会在何时、何处爆发,危机那时在那里爆发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因为人们意识到危机可能爆发,会采取相应措施。

财新记者:你在2005年确实提出过警示?

拉詹:但是,当时有不少人、至少在IMF ,我们认为问题会始于货币危机,而没有充分预计到信贷危机的爆发。所以,问题通常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预测危机会在哪里发生,因为如果能充分意识到问题所在,人们往往能在危机爆发之前将其扼杀于无形。

譬如,在2011年、2012年希腊处于困难期时,很多人、包括很多知名经济学家,都说欧元分崩离析将很快到来。但是这最终没发生。为什么?因为欧洲决策者做出相应努力,应对了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欧元永久性地安全了?不是。只说明危机通常只会在人们没想到的地方爆发。

有时候我们或许知道危机终将爆发,但是不知何时爆发、始于何处。也因此,经济学家在预测危机方面的表现通常不太好。

财新记者:危机后不少人都在反思经济学模型的作用。不过包括诺奖得主Angus Deaton、Thomas Sargent等人,对这样的质疑不以为意。你怎么看?

拉詹:人们总是存在“模型无用”这样一个膝跳式的反应。在我看来,这有些短视。模型本就是被用来对问题进行抽象的,关键在于,其对哪些问题进行抽象、是否考虑进了所有主要变量。

危机前的一大问题是,在发达国家人们通常认为,金融部门总体上都能平稳运作,银行业危机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们已经弄明白了:存款保险制度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至少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不会出问题,只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可能出问题。

这一思维的后果是,大多数用于决策的模型都没有对银行部门的存在和运作加以考虑,因为金融部门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对经济体运作及发现经济体中的问题不重要。

这绝不是说没有人在建金融部门的模型。我在金融危机之前建过流动性方面的模型,其结果与危机期间流动性匮乏时发生的情况高度相似。但是多数用作政策制定的模型没有将金融部门嵌入。危机后,现在的模型很多都对金融部门加以考虑了。

所以我不认为问题在于模型没用,而在于把哪些变量放入模型中,是否把合适、充分的模型用到政策制定中。Thomas Sargent的理性预期理论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有用,但是之后也有很多跳离理性预期假设的模型。索罗斯的反身性(互相影响)理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如果模型的假设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那就把它放进模型中进行模拟。

当过政策制定者后,我深切体会到,政策制定者绝不能沦为某类特定模型的奴隶,当然需要用各类模型来帮助你的思考,但是不要认为哪类模型能涵盖时间万象,就是整个世界。它不是!

如何理解金融的角色

财新记者:危机爆发十年后,人们对金融在社会中角色的看法有何改变吗?

拉詹:“金融总是好的”、“金融服务越多、越全越好”的玫瑰色看法(rosy view)无疑已经有所改变。金融只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催化剂,真正的增长引擎还是实体经济。

我经常告诫人们有关包容性金融的一点是,由信贷来驱动包容性金融是错误的路径。包容性金融在提供信贷之前,应该先着眼于储蓄、支付等其他金融服务。提供信贷应该是最后一环——当人们对如何管理他们的个人财务有较好的能力、意识、判断力时。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将提供信贷作为通过金融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第一步:你要贷款就给你贷款,正如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管理他们的个人财务,总是会陷入麻烦。个人可能由于太容易获得信贷而最终为此后悔,以及金融部门并不总是将公共福祉放在第一位,这些现实是危机后我们慢慢开始有更深理解的。

财新记者:不过在社会的上层,金融部门及相关人士的显著影响似乎仍然未曾走远?

拉詹:当你看到高盛的校友在全球各地担任公职,有时确实会产生一小群人在主导全世界之感。但也要看到,高盛确实招了很多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在获得让人艳羡的财富后,也确实是希望做一些公共服务。

我担任公职期间,对他们在政府部门内行事的方式有一些近距离观察,发现他们并不是像很多想象的那样,会将过去的经历作为为老雇主牟利的理由;事实上几乎恰恰相反,有不少人希望与老雇主保持距离,那时是前世,现在是今生。

确实存在一些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关系过于紧密的情况,比如监管人士离开监管机构,去原来受其监管的银行。

但是如果思维走到另一个极端,要求监管人士与金融体系保持完全的独立,也是不现实的。与金融机构毫无瓜葛的,是与金融体系没有丝毫联系的人,包括教授,也有可能牵涉为金融部门游说等争议。当然也可以是教师、消防队员等完全没有相关金融经历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足够多相关知识和信息吗?

因此,关键还是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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