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南海重构 “靶心”瞄准历史终结论与西方中心论（图）

为时一年半的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在观察人士的沉寂中暂告一段落。但是外界的沉默，无碍于此次改革的重要性。如果说2012年的“习王反腐”是险峻的“火中取栗”，那此次机构改革，虽然不是一出出大戏，但是确是沉默的“风暴”，是习近平“居安思危”理念的集中呈现。今天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格局“大变”中，不再如100年前是看客，而是站到了变局的舞台中央。如何掌控中国这艘大船安然度过“变局”的暗涌，更加现代化的体系、机构、制度就是“船桨”，是整艘船的“控制力”。因此，100年后，当后人回望这个时代，希望他们在评价中国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2019年7月5日召开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期里应该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政事。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之初便举起了改革的大旗，到2013年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指向，成立“中央深改组”，2018年公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再到这次改革总结会议，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取得巨大进展。

因为这场改革所涵盖的整个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完成了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宣传、统战，以及国务院部门，人大，政协等等，都有大幅调整，而且这些机构调整已经完成。此前曾经引起多方关注的成立各个中央领导小组、监察委，都在其中被重新梳理，成为全盘改革的一部分。

这场“全面深化改革”，其实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一次改革，由此将建立起更加现代化的组织架构，也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形式。其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力相配套，势将对“历史终结论”与“西方中心论”造成不小的挑战。

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在全球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图源：Reuters/VCG）

从“面”上问题到“化学反应”

习近平在这次总结会议上表示，目前的改革“只是解决了‘面’上的问题，真正要发生‘化学反应’，还有大量工作要做”。那么，习近平所说的“化学反应”是什么？其他的“大量工作”是什么？其背后的关键又是什么？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政治架构的全方位改革，其实就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据照习近平的说法，“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已经初步建立”。或许可以理解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部分，已经初步完成。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部分的实现，则尚需时日。

习近平所说的“化学反应”和“大量工作”，其实就是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部分。该部分的重要性同样不宜低估。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则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之后，如何使之顺畅运转，产生“化学反应”发挥应有效能，不至于出现较大偏差，如何对其进行实时监控与调适，主动应对问题与风险，确实仍然需要“大量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中共这一执政党所扮演的角色。加强中共对各个方面的领导，是这场改革的主线和目标，而其改革过程和改革后的机构运作也是由中共来统摄和驱动。

观察机构改革方案可见，加强中共领导有多种改革形式：之前成立的一些党内中央层面的小组被升格为委员会，如中央深改组变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党内组建新机构指挥其他政务工作，如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接口审计署、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接口教育部；与党务有关的政务事项归口到党内组织，如将中国公务员局并入中组部，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宣部，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中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等。

在改革之前的预期里，中共领导的强化，将打破以往条条块块的格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各自为政、扯皮推诿，甚至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这些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里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也是极难解决的问题。

因为改革的难处就在于这是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危机与担当意识、视野与意志、控制能力与政治手腕，以及整个体制的传统与凝聚力，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缺一不可。

当然，政治制度都需要不断因应新的客观形势，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无法尽善尽美。

中共改革冲击“西方中心论”

近年来，西方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增长乏力、民粹主义、族群分化、移民难民等问题难以自拔，代表西方“政治正确”的“历史的终结”几乎已经无人问津。

“历史终结论”出自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一理论认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在“冷战”临近终结出现的这一预测，一度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共识。

不过，福山本人已经对此有所“修正”，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拥有三个基本要素——国家（State）、法治（Rule of Law）和问责制（Accountability）。其中的“国家”意味着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将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就像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发生的那样，无法维持政治秩序，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政治的确存在超乎地域、历史、文化差异的相通之处。而中国的长处就在于“国家能力”，法治与问责方面在经历多年改观之后，也与以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国，西方不仅有过“历史终结论”，还曾有过“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如今一度出现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明冲突论”。

在熟悉中国政治的人看来，这些有些简单粗糙的观点都有夸大和不实之处，却也反映出中国的不断崛起，中西体量态势此消彼长，以及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和心态的巨大变化。

这些观点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西方中心论”的衍生品，而对中国政治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在其看来，中国政治制度是落后的、注定失败的，甚至是邪恶的，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生活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其长期存在已经难以理解，发生现代化的转变更是不可能。

然而中国从事实层面的崛起，以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或者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进化”，正在挑战着西方的“政治正确”与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