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错杀了一个大臣之后他做了什么？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贞观元年（627年）就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说：“古代判决讼案，一定要问讯三槐九棘之官，就是现在的三公九卿等职。从今以后，凡是死罪，都要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这样，就可以避免冤狱泛滥。”并为此下诏。四年下来，被判死刑的，天下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置刑法而不用的地步了。

虽然太宗如此珍惜生命，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太宗痛悔不已，更把判死罪时审慎的做法，细化为三覆五奏制度，以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是件什么事呢？

枉杀张蕴古

贞观五年（631年）的时候，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法官）是张蕴古。张蕴古是相州洹水人，自幼博闻强记，文笔出众，在州闾（地方行政区域州和闾的合称）被称道，后从幽州总管府记室直接升入中书省（主要负责与皇帝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皇帝诏令等）当差，期间，因向太宗上了一道名为《大宝箴》的奏疏，劝诫太宗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等，受到太宗赏识，除赏赐绸缎以外，还将其提拔为大理寺丞。

然而，他或许有些恃宠而骄，导致行为不当，作为法官，做了两件荒谬的错事，执法犯法，遭到弹劾。

当时相州有个叫李好德的人，一向疯疯癫癫，胡言乱语，被人举报说他妖言惑众，想要造反，这是死罪，唐太宗下令把他抓起来。

负责处理此案的就是张蕴古，他调查之后，上奏皇上，说李好德有精神病的症状，按大唐法律可以减免处罚，不应被杀。于是，太宗决定从宽对待。

本来是件好事，但张蕴古却干砸了，他私自跑到牢房，把唐太宗的决定泻露给了李好德，还公然在牢房中陪李好德下棋解闷。

御史台（负责监察）治书侍御史（官职名称）权万纪发现了此事，弹劾张蕴古，说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张蕴古包庇李好德说他是精神病，分明是为了讨好家乡的父母官，属于徇私枉法。

太宗在盛怒之下，下令把他斩首于东市。

事后，唐太宗很是后悔，他对房玄龄说：“公等人拿人的俸禄，应该忧人之忧，事无巨细，都应当留意。现在是不问就不说，看到事情发生都不直言规劝，那算是辅助我什么呢？像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博戏，漏泄我说的话，这个罪也是非常重的。如果依据通常的法律，还不至于处以极刑。我当时盛怒之下，就下令这样处置了。公等人竟然不说一句话，你等所主辖的部门又没有再次上奏，随后就把他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

制定完善死刑的三覆五奏制度

唐太宗因此下诏说：“凡有死刑，虽然下令立即处决，都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实行了没几个月，太宗又发现问题了。他找来侍臣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并举了王世充和自己愤怒之下处决了人后悔的事例，认为都是没有审慎考虑造成的。太宗又接著说：“近来处决死囚，虽然进行了三次覆奏，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三次覆奏就完成了，都没有时间仔细思考，那么三次覆奏有什么意义呢？从今以后，应该在两天之内进行五次覆奏，下面各州还是实行三覆奏。”

在贞观五年底明确下来就是：凡是判决了死罪，在京师地区，执行机构都要进行五次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在外面各地方州县，刑部要进行三次覆奏。如果是犯下恶逆罪（唐代对于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及部曲奴婢杀主者，覆奏一次就可执行。

另外太宗还说：“曹司判断案件，多根据法律条文，虽然亲节值得同情，而不敢违法。依据文字定罪，或恐有冤。从今以后，门下省审理时，有依据法律条文应当处死，而又情有可原的，应该把情况纪录下来上奏。”很多人因此得以保全了性命。

除了这些审慎的做法，太宗还对侍臣说：“古代行刑的时候，国君都会为此撤掉乐器，减少膳食。我现在宫廷里没有常设的乐器，不知道需要撤掉什么，对于食物，就是不喝酒吃肉。”于是下令，让掌管膳食的官员知道，从今以后，“执行死刑的日子，不得进酒肉。内教坊（掌管宫廷乐舞）及太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也应该停止教导讲习。各州死罪三覆奏那天，也应该蔬食，以合乎撤乐、减膳的礼仪。”

为保证执法官员切实执行死刑的覆奏制度，对不执行的责任人也有相应的惩罚规定。这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编定的，取代了唐高组《武德律》及唐太宗《贞观律》的《唐律疏议》中可见一斑。其中的“死囚覆奏报决”规定了“诸死罪囚，不待覆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等内容。

唐太宗这一整套复奏和执行制度的建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为任何失误和草率导致的死刑，并影响了以后多个朝代。

唐太宗因为错杀了一个大臣而建立起一整套的死刑覆奏制度，以确保错误不再重犯。这段历史生动的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政府、一个君王来说，检验是否真心为民，看其如何对待一个生命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