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设电报线有多重要？清末国外列强纷纷想抢占，但李鸿章决定自建

引言

电报局像轮船招商局一样，其特点是性质的含糊不清。局外人，尤其是通商口岸的外籍居民是把它看作一个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企业呢？有一事例能证明这种已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发现的官商融合的特性。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扼杀维新的政变的余波中，慈禧太后急于确保光绪皇帝将不再对她的统治提出挑战。1900年1月的御前会议决定指定慈禧的亲信和满族顽固派首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为皇储。

但是这一废黜光绪的阴谋由于在京的外国公使团和各省的高级官员都不赞成而终成画饼。地方反对派的最惊人之举，是由中国电报局上海分局总办经元善和其他“各省旅沪官员绅商”1230人联合署名发出的一个电报，该电报坚决反对给光绪立储。为此，经被迫亡命澳门。在那里，他以李鸿章所提出的席卷中国电报局资金3.7万两潜逃的罪名于3月被捕——这些罪名很可能是捏造的，以便使经的引渡成为可能。

盛宣怀作为电报局的督办，他是经元善的官方上司，因让经逃跑而立即受到监察官的弹劾。朝廷亲自将捉拿引渡逃犯的责任交给了盛。其间，北京的保守分子都沸腾起来了，因为电报局“以一个商业公司”而接收了经的电报；他们都“非常地急于得到电局的控制权”。

在澳门，经的英国律师——一位香港的英国王室法律顾问J·J·弗朗西斯——立即指出中国政府努力引渡他的委托人是反常的现象：（1）关于控告被告有亏欠电报局款项之嫌，严格地说来该局是一个商业企业，首先应该向上海会审公廨起诉，该被告系上海居民。（2）原告是中国政府，鉴于这是一件商业事件，控告书应该以上述电报局股东的名义起诉。

盛接到了逮捕经元善的上谕，因为作为负责电报局的官员，他对这一官督商办企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负有责任。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只要人家付款，电报局必须接受所有的电报。但是它是不属于它的商人股东的，而是属于那些提出关于所谓经元善罪行控诉的官僚监督者。这一系列的反驳手段可能就是由于电报局的含糊不清的性质所致。电报局的建立像轮船招商局一样，中国电报总局也是在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时期内在他的保护下成立起来的。

《北华捷报》写道：在家里阅知帝国陆军、海军和中国电报局的人们，像西方人一样，有一个自然的想法，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事业。实际上，它们都是地方的机构、各位总督的财产，中国电报局也是李鸿章阁下所控制和指导的一个公司。“中国电报总局”通常在通商口岸设局，它首先于1881年12月在天津开办，然后在中国的满洲架设和开办了电报干线。

主要负责该局的建立和在中国开展电报业务的是盛宣怀。经过英国公使威妥玛施加巨大的压力之后，大东公司在1870年获得了从香港向北沿海岸铺设一条海底电缆至上海在一艘停泊于吴淞的大船上登陆的许可权。1871年，丹麦的大北公司开辟了一条海底电缆，由海参崴至上海又东向日本。但是中国自己的电报通讯开展缓慢。

早些时候曾有过电报建设的提倡者：例如，沈葆桢在1874年日本远征台湾的时候曾有获朝廷批准的一个电报项目，不过没有实现。也有一条短途电报线由李鸿章为了军事的目的于1879年在天津和大沽之间架起来了，李借用了政府的资金和丹麦的工程师。但是，只有在1879—1880年的伊犁危机已证实了没有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电报通讯而带来的极大不便之后，才认真地尽一切努力去铺设连接中国各大城市的电报线。

根据盛宣怀的行述，是盛在1880年春使李鸿章确信架设天津至上海电报线的必要性。李鸿章在9月上奏要求朝廷批准铺设该线，并以直隶军饷提供资金。他设想：俟办成后，（电报局）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当朝廷批准李的要求之后，他就派盛去与大北公司协商购买设备和雇用丹麦工程师的事项。

1881年12月24日，第一封电报通过以178700两的代价建成的新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上海。盛被委任为为开辟新线而设立的电报总局的总办。他开始吸引商人投资，1882年4月18日电报局被移交给盛及其同伙股东作为一个官督商办企业经营，而由该局交付应归还给李鸿章所花费的官款178700两的第一期还款6万两。

由盛宣怀起草经李改定后于1882年颁布的新局章程，一开头就对存在于这一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政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满怀希望的设想。他们声称：“中国兴造电线，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同招商局的情况一样，它清楚地表明军事上的自强仍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理由。章程接着又说：“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

官督商办约定：“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这样，由电报局（和其他官督商办企业）要挽回的被外国人所侵占的利权确实构成了非常美好的段落。资金的筹备（章程第1—3条）由盛和他的担任电报局职务的同事们以非常类似于招商局的方法解决。在1882年4月23日交付了第一期还款6万两之后，“商”便可在五年还款延缓期中获利，同时电报局也得以站稳脚跟。

从1887年起，他们将分四年无息归还2万两。余下的9万多两官款将从发送一等官报报费中扣还。另外，在第一个五年中，政府将承担民团费的偿付责任，并提供所需之护线费——约每年11000两。也像轮船招商局一样，中国电报局被授予了一个经营商用电报线的特权。筹集商人资本铺设别的电报线将被置于该局的指导之下；不允许设立其他的电报公司。又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该线将保持商办状态。

盛在章程中声明：商人出资承办，意在急公。凡属西法创举，必应历年久远，以数十年为通筹。庶可冀后日之益以补今日之绌。现在众商出资报效，自应准其永远承办，推广施行。是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福也。此事后来在政府打算把官督商办的电报局收归国有的时候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与特权相对应的一面是政府所期待的分享企业成功的报效费。

因此1882年的章程规定：即使在李鸿章所预支的资金清偿之后，一等官报将继续免费以作报效（“努力报答皇恩”）。官办电报局这是该局在1882年开办之初的情况。根据盛控制下的接连两个十年的历史，显然有大量的官员对控制电报局确实比对控制轮船招商局更感兴趣——与纯粹的获取电局利润相对照而言。这种区别的明显原因是已经逐渐建成的电报网的至少某些部分的战略重要性。

例如，在总局的监督之下设有“官”局和“商”局。1889年8月，《北华捷报》对这两部分作了如下的描写：供商用或私用的电线从北京经过天津到达上海，并沿海东下直达广州，然后由此到达香港；从镇江沿长江而上直达成都；从开封经过济宁到达芝罘；在满洲，由吉林到盛京。所有向西沿着安南和缅甸的边界的延伸电线，和由此通向重庆附近的泸州的电线都是官办的；此外，满洲至朝鲜的电线和台湾的海陆线也均为官线。

可以引证一个该局与其监督下的官线的管理关系的例子。在面临与法作战的1884年，李鸿章急于用电报与旅顺和山海关取得联系，这是一条不会有商业利益的线路。他奏称：“以此路皆系军报，商股不能招徕。”估计所需之10万两费用必须从其他的途径解决。李建议和要求朝廷批准挪用寄存于浙江典当的23100两，加上先前用于购粮运京的剩余款项79300两（这与李奏原文有出入。

结语

原文为：“查有追提浙江典商原领练饷制钱成本20.5万串，除归还上年借垫顺属赈需不敷银23100余两，尚可合银10万两有奇。前经奏准提银10万两购粮运京平粜，已动用银20690余两……尚有余银79300余两……仰恳天恩俯准，将前项银79300余两尽数拨作安设电线之用。”——译者）。这样，这条战略电报线完全由官款提供了资金。但是官督商办电报局的督办盛宣怀受命考察这条线路、雇用所需之洋技师、购买设备和监督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