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功勋部队幽州突骑，打下江山后为何消失？突骑衰败的秘密

东汉是历史上突骑最为有名的时期，幽州突骑在这一阶段表现也非常活跃。而在他们的众多战绩中，最为出名的自然是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开国的战役。

公元23年，刘秀尚且服从于更始政权并奉命巡行河北诸郡，却被当地的豪强孤立，就在他被众人追捕的时候，唯有“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以为支援。正是依靠上谷、渔阳这两郡六千人的部队，刘秀迅速平定了王郎。

东汉立国战争

在公元25年，刘秀收服河北诸路起义军的过程中，不仅在其战败时，有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耿弇频射却贼助其死里逃生，还屡屡依靠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将突骑五千为军锋先登陷陈的奋勇作战，方才得以最终成功收服铜马、高湖、重连、尤来、大枪、五幡等部起义军，平定河北地区。

当刘秀平定河北并获得稳定的根据地之后，旋即与更始政权决裂，派吴汉率幽州突骑攻杀此前曾助其平定王郎的更始政权尚书仆射谢躬，从而得以独霸河北并转向南下渡河进攻洛阳，开始攻略更始政权的控制地区。

影视剧中的汉光武帝刘秀

在东汉开国战争中，幽州突骑不仅要为光武帝平定众多割据势力，有时甚至不得不忍痛与曾经同为幽州突骑的同袍作战，以显示自己对于新生王朝的忠诚。

而在东汉开国战争最后、同时也是最为艰巨的消灭割据巴蜀的军阀公孙述的战争初期，光武帝并未派遣统领幽州突骑的耿弇、吴汉等人出征，而是派出其部下的另外两位大将——岑彭、来歙统军。岑、来二人虽然在战场上屡破公孙述军，但却无法避开其刺客的暗杀，先后遭遇公孙述“使刺客杀歙”、“复令刺杀岑彭”的毒手而身亡。

云台二十八将

按东汉王朝建立后，追封列位开国功臣，其中岑彭被封为“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名列东汉云台二十八功臣之中的第六位。来歙虽然并未名列云台二十八功臣，但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人本为光武帝表叔，属于南阳贵戚中的成员，不宜与依仗武勋起家的河北元勋争夺云台二十八功臣的名额。

但是按来歙生前“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辨，陷之，乘胜遂进”，及其被刺之后趁己尚未气绝，迅速“驰召盖延”以托付后事，而当看到盖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的软弱之态后，又“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迫使盖延“收泪强起，受所诫”等相关记载看来，日后官封“虎牙大将军安平侯”、“中山太守全椒侯”，分别名列云台二十八功臣第十一、十七位的盖延、马成二人，在此次平定公孙述的战争中，均为来歙部下的偏将并接受其节度。

刘秀与公孙树势力图

由此可见，来歙的地位之高恐更在岑彭之上。因此，岑、来二人先后被刺而死，对于光武帝及新生东汉王朝而言，乃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惨重损失，由此亦可见公孙述抵抗之顽强以及东汉王朝平定巴蜀、重新完成天下统一之艰难。

而为岑、来二人报仇雪恨、攻灭公孙述、平定巴蜀、重新完成天下统一、结束东汉开国战争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在吴汉、臧宫及其麾下的幽州突骑肩上，并依靠前文已屡次提及的那次高午奔阵刺述而得以完成。所以，正是由于幽州突骑在东汉开国战争中的历次英勇奋战，东汉王朝才会对其给予“幽州突骑，冀州弩，天下精兵。国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于二州也”的高度评价。

幽州突骑

而“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的吴汉、耿弇等人，亦由其率领幽州突骑在东汉开国战争过程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成为了光武帝所亲信的河北元勋和东汉王朝统治核心的重要成员，并获得“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吴汉名列第二，仅次于邓禹，耿弇、寇恂，也都名列第四、第五”的崇高地位。

东汉建立之后，将吏们纷纷获得高官厚禄，而士卒则通过光武帝的军制改革，在东汉北军五校中屯骑、长水二校尉部下的禁军突骑以及黎阳营的营兵突骑组建后，获得经过选拔后被抽调南下加入经济待遇更优渥、政治地位更高的突骑部队的机会，由此得以更接近王朝的权力中心——洛阳，成为东汉王朝心脏地带的捍卫者，并获得参与分配王朝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的资格。

东汉洛阳

所以，相比西汉幽州屯骑那种更接近于无名英雄的地位，东汉幽州突骑凭借其在开国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骁勇善战以及对光武帝的无比忠诚，终于得以更进一步，成为真正实至名归的天下闻名的天下精兵。也正是因为其在战绩、威望等各方面均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所以东汉才会将它立为标杆。

一方面，东汉通过在军中全面推行幽州屯骑装备和战法模式，试图将部队全都打造成拥有幽州突骑装备和战法血统的精锐骑兵部队；另一方面，在负责保卫首都洛阳的中央禁军中，朝廷不仅给予了幽州突骑远远超过其他部队的大量名额和极高比重，而且在接近洛阳的河北军事重镇——黎阳，亦屯驻了由幽州突骑组成的黎阳营兵突骑：这正表明无论是对于幽州突骑的政治忠诚心还是对于其强悍战斗力，东汉朝廷均寄予无比的信任。

王莽篡汉

东汉建立后，因为王莽篡权后的天下大乱，整个国家面临着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局面，所以光武帝一方面推行军制改革以便开拓财源、精简军队，另一方面一改西汉积极对外开疆拓土的政策，转而采取较为稳健保守的方针。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东汉的对外战争自然减少，相应的，幽州突骑的作战机会也开始减少，其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机会当然也就不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汉开国之后，幽州突骑就全无表现的机会。实际上，无论是在镇压东汉国内的叛乱，或是在边疆对抗东北鲜卑、西北羌人等塞外游牧部落入侵的战争中，包括北军五校、黎阳营、幽州边郡突骑和属国突骑在内的所有东汉幽州突骑部队均有不俗的表现。

东汉国内叛乱

公元165年，镇守荆南桂阳的“荆州兵朱盖等”，与此前发动过叛乱的土著“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合流“复攻桂阳，焚烧郡县”。桂阳太守因贪生怕死直接望风而逃，士气大振的叛军规模遂迅速扩张至“贼众遂至数万”，进一步在攻克桂阳之后“转攻零陵”，包围了零陵太守陈球。

面对这次严重叛乱，东汉朝廷为了迅速镇压，任命东汉名将度尚为中郎将率军平叛，并不远千里抽调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救球”。在突骑到达之后，度尚迅速出击，取得了“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五百级”的大胜，并迫使叛军残部“走苍梧”，此次几乎席卷整个东汉荆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遂就此平定。

东汉禁军

在地位方面，东汉禁军突骑和营兵突骑相比西汉八校尉中的禁军突骑，担负了更为重要的任务，同时也获得了更为崇高的政治地位。不仅如此，按《后汉书》记载，东汉王朝在遭遇君王驾崩的大丧时，首都的所有中央禁军均需要进入战备状态，以防有图谋不轨之徒趁国丧煽动叛乱、觊觎国柄。

在这些进入战备状态的中央禁军中，就有“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宫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阵”。由此可见，包括禁军突骑在内的北军五校，作为东汉首都洛阳城内同时也是东汉中央禁军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实战部队，此时不仅必须绕宫屯兵，即在不侵犯南军和郎卫守卫皇宫、皇帝职权的前提下，在空间上尽可能地靠近朝廷的权力中心，而且还必须在时间上受到直接受命于君王本人的“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阵”的时刻严密监督，从而保证其政治立场的绝对稳定和无比忠诚，以便其护卫君权的顺利过渡。

新皇继位

正是由于其对首都整体安全形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东汉对于北军五校以及其麾下禁军突骑的调拨和派遣，始终保持一种极为慎重的态度，即除非有严重战事需要调遣出征又或者如君王大丧之外，一般不轻易动用这支部队。

遍观《后汉书》全文，其中既非战事同时又非君王大丧而动用该部队的相关记载，仅有公元44年“二十年，（吴）汉病笃。……及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一次而已。

影视剧中的霍光

吴汉在云台二十八功臣中排名第二，其地位仅次于邓禹，而在以军功起家的众多河北元勋中更是名列首位。加之其早年率领幽州突骑在开国战争中屡立战功，其自然在幽州突骑以及当时几乎全为其幽州突骑旧部所组成的东汉禁军突骑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所以，刘秀此次为吴汉之死而“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一方面是出于对吴汉在开国战争中“功多”而“不能尽封”的崇高嘉许，另一方面也出于抚慰幽州突骑和河北元勋的政治考虑，所以才会破例给予吴汉超出一般臣僚规格的厚葬以显示对于吴汉及其所代表的河北元勋的尊崇，同时也给予其旧部幽州突骑士卒为老上级吴汉最后扶灵送葬的机会。

影视剧中的吴汉

因此，这种禁军突骑、营兵突骑等带有幽州突骑血缘的部队政治地位的提升，也连带使得依旧土著于幽州的边郡突骑、属国突骑等地位比较疏远、低下的幽州突骑部队，其地位也开始有所提升。

如东汉和帝时代的著名外戚窦宪，在公元85年窦宪“女弟立为皇后”之后，窦氏遂凭借女宠迅速复兴。窦宪本人被汉章帝封“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其弟窦笃则被封“为黄门侍郎”，一时之间“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

影视剧中的窦宪

虽然窦宪一族凭借女宠迅速发迹，但其在汉章帝在位期间还算收敛，不敢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汉章帝英年早逝，其幼子汉和帝继位，至此窦宪开始凭借“太后临朝”为政治后盾，尽揽“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等大权归于一身，并提携其诸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窦氏专权之势遂由此形成。

公元91年，窦宪更是凭借其年前“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之势，进而“以耿夔、任尚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以加固其政治势力。而窦宪不仅本人“为大将军，宪弟笃、景等皆卿、校尉”以把持国政，更以其“女婿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卫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笼络其妹窦太后以为内援，形成窦太后在内、窦宪在外相呼应的形势，窦氏遂由此号称“权贵显赫，倾动京都”，使得当时其余的东汉“朝臣震慑，望风承旨”。

窦太后与窦家贵族

据记载，当时窦氏专横擅权，所作所为骇人听闻。如窦宪之弟窦景，自恃其身“为执金吾”，负责管理东汉首都洛阳的治安事务，竟然纵容其府中“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结果使得洛阳迅速沦为“商贾闭塞，如避寇雠”的无法无天之地。

但倘若窦氏的专横擅权、贪赃枉法仅止于此，倒还不足动摇东汉或者说汉和帝本人统治的基础。但是窦景最终竟然得意忘形，做出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他“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并将其收纳成为窦氏一门的部曲私兵。面对窦氏这种明显矫诏违制甚至可说是带有谋反嫌疑的行为，此时的各级官员皆慑于窦氏的滔天权势，不仅“有司畏惮，莫敢言者”，甚至还出现了“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这种丑态毕露的拍马行为。

东汉时期的士兵

虽然，窦景此次使乘驿施檄所调发的，并非北军五校的禁军突骑或黎阳营的营兵突骑，这些对于洛阳而言更为重要也更具有决定性的突骑部队，而是地位相对较低、较为疏远的土著幽州突骑，其数量也远远不足以与此时尚且控制在东汉君王手中的禁军突骑相抗衡。

但是，既然东汉以幽州突骑辅佐起家，那么其自然将幽州突骑的强大战斗力，作为保持王朝和平稳定的根本。这样一来，窦景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就已经显示出，与其说是窦景本人，不如说是整个窦氏一门存有将朝廷最为倚重、同时也最为精锐的幽州突骑，带离朝廷以及皇帝本人的控制，转入窦氏私人控制之下的嫌疑。

幼年登基的小皇帝

更何况在汉和帝看来，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太守面对窦氏“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的无理要求，其所做出的各遣吏将送诣景第的反应，实际上已经表明：渔阳、雁门、上谷三郡作为东汉幽州突骑的重要兵源地，居然已经对窦氏俯首帖耳到视朝廷律令典章、视皇帝如无物的严重地步。

这三郡的幽州突骑已经存在归附窦氏、试图谋反、动摇国本的严重嫌疑。而窦氏的以上行为毫无疑问正是其对汉和帝本人“图为杀害”、意欲谋朝篡位的最好证据。所以，窦景这种“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的行为，旋即遭到以正直而闻名的东汉名臣袁安“劾景擅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的猛烈弹劾，窦氏亦由此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并引发了汉和帝的强烈反弹。

影视剧中的汉和帝锄奸

最终，公元92年，汉“和帝幸北宫”之后，旋即下诏直斥窦氏“谋为不轨”并亲自指挥发动旨在铲除窦氏的政变，最终于当日成功“捕（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邓）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窦）宪弟笃、景等皆自杀”，从而将窦氏一党连根拔起。

最为讽刺的是，在这次汉和帝所发动的针对窦氏的政变当中，其最为倚仗的用于剿灭窦氏的急先锋恰恰是“五校勒兵屯南、北宫”的武装力量，即北军五校及其麾下的禁军突骑。所以，窦氏在尚未倒台之前，自恃其专权骄横而擅发幽州突骑欲归为己用；又以此次矫诏擅发幽州突骑而泄露并坐实其谋反的嫌疑；最终则以其谋反嫌疑而被倚仗拥有幽州突骑血统的禁军突骑的汉和帝所发动的政变推翻。

这既是一种讽刺式的巧合，同时也显示出，对于朝廷而言，幽州突骑的地位是如此重要，因此即便如窦氏这样权势显赫的政治家族，亦因存有染指幽州突骑的嫌疑而坐实其谋反罪名并最终遭遇倒台灭族的命运。

但是如上文所说，由于光武帝军制改革的负面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在进入东汉中期之后，由于战损和优养的双重影响，包括禁军突骑、营兵突骑在内的南下幽州突骑的战斗力不断衰弱。而为了重新提振其战斗力，朝廷又不得不不断抽调土著幽州的边郡突骑、属国突骑兵源对其进行补充，从而进一步摊薄了土著幽州突骑的兵源。

汉光武帝刘秀

这样一来，幽州突骑遂开始呈现出一种中央战斗力日渐低下、边疆兵源日渐紧缺的双重困境和恶性循环中。而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不仅是国家东北边疆国防形势不断恶化和引入新附鲜卑担当突骑兵源的长期隐患，还包括禁军突骑、营兵突骑参战过程中，其无功乃至战败的几率开始不断上升。

东汉开国之后，幽州突骑因太平日子过久了而战斗力日渐衰退，其非但无法在原本同为幽州突骑的乌桓、鲜卑等属国突骑面前，展现出与其崇高政治地位相应的强大战斗力，甚至在诸如讨伐叛羌迷唐这种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战役中都不得不陷入苦战，而必须在付出惨重损失后才能勉强获得胜利。

幽州突骑

正是由于这些南迁幽州突骑其所组成的禁军突骑、营兵突骑，其本身战斗力的不断衰弱，所以造成其实战战绩的不断下滑。但与此同时，东汉却还不得不维持其原本所拥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以维护身为朝廷权力核心的南阳贵戚、河北元勋的既得利益。

所以东汉建国之后，随着天长日久，以屯骑校尉、长水校尉麾下禁军突骑为代表的南下幽州突骑，已经逐渐不复东汉初年的天下精兵本色，而最终于东汉末年沦为金玉其外的鱼腩部队。如《后汉书》所载，早在公元68年，当时身为东汉宗室的刘般，被汉明帝任命为屯骑校尉。按刘般最终以“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则其此次担任屯骑校尉时已然年届五十。

刘般

虽然自古名将年届六七十领兵之例不在少数，但遍览刘般生平，不过以其年少时“笃志修行，讲诵不怠”、“修经学于师门”见称，至多可称之为颇通经学而绝非善于领兵的将帅之才。但是对于刘般的此次受任，当时人居然普遍认为其当之无愧。

由此可见，距离开国战争结束虽然才不过三十余年，但是当年由刘秀部下身经百战的元从士兵所组成的东汉北军五校，却已经开始显现出一种“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的颓废气息，并逐渐沦为供刘般之类宗室肺腑养老的闲职。

更令人悲哀的是，屯骑校尉麾下的禁军突骑非但要忍受如刘般之类不识战阵的主官，居然还每每要为其负担“每行幸郡国，般常以长水胡骑从”的任务，曾经在东汉开国战争中屡立奇功的乌桓突骑，至此已经沦为替刘般鸣锣开道的仪仗队。

因此，正是由于北军五校在东汉初年，就已经出现这种被公认为官显职闲，待遇又“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选任不以智勇为准而是专挑宗室肺腑居之，属下兵员不仅不勤练战法，还要忍受被主官公器私用的趋势，其自然难免在东汉末年，最终沦为被目为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素畏服中官的鱼腩部队。

东汉疆域

所以，延至东汉末年，幽州突骑这种中央战斗力低下、边疆兵源紧缺的困境，最终造成了幽州突骑在名实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北军五校、黎阳营等禁军突骑和营兵突骑，虽然其战斗力日渐衰落，且与正宗突骑兵源以及突骑强悍战斗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但是却依旧保持其突骑之名以及东汉开国战争中所获得的崇高地位和优渥待遇。

另一方面，由于幽州本土汉人边郡突骑、乌桓属国突骑的兵源日渐减少，新归附的鲜卑突骑兵源比重日渐提升，使得日后实际上已经成为突骑主力的鲜卑突骑，往往由于其叛服无常而无法获得东汉王朝对其正式授予突骑的名号和编制。

鲜卑突骑

这样一来，保有突骑之名的军号和编制，便逐渐开始与真正的突骑实战部队脱离，成为徒有其名的虚衔和散阶；而真正的突骑实战部队，则又时常由于与拥有突骑名号授予权的中原政权发生对立，而无法获得突骑之名。这种自东汉时期开始的突骑名实分化的趋势，遂在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胡汉政权之间长时期、大规模的对立和战争而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南北朝时期突骑军号归军号，部队归部队的名实分离局面。

因此，这一时期，幽州突骑在战绩和地位上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有以下三点：第一、由于幽州突骑在东汉开国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所以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其众多高级指挥官遂成为东汉王朝政治权力的核心成员，而其基层士卒则南下洛阳，组建成为拱卫东汉首都的禁军突骑和营兵突骑，成为东汉王朝的立国之本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军事力量，相比西汉而言其获得了更为重要、更为亲近的地位。

第二、在东汉开国战争结束之后，由于东汉王朝采取较为保守和稳健的国防政策，所以幽州突骑及其他带有其血统的突骑部队参与战争、建功立业的机会有所减少，但东汉的各突骑部队仍旧在保卫边疆、镇压叛乱的历次战役中立有战功。

第三、由于光武帝军制改革的副作用，使得南下洛阳的禁军突骑、营兵突骑的战斗力逐渐衰弱，并连带引发了幽州本土突骑兵源的日渐匮乏。所以从东汉初年开始，拱卫首都的禁军突骑，已经开始出现战力衰弱的趋势；而延至东汉末年，其更是最终沦为空有突骑之名而缺乏实际战斗力的鱼腩部队。

与此同时，由于汉人边郡突骑、乌桓属国突骑兵源减少而日渐崛起成为突骑主力的鲜卑突骑，则由于其对东汉的叛服不定，而无法获得朝廷所正式授予的突骑名号。这种名实分化的趋势，遂成为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突骑最终名实分离的最早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