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举牌哥 五道杠 谁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据香港大公报文章《“五道杠”能否代表中国未来》中称，六月一日的儿童节还没到，内地媒体却因为对两个孩子的大事小情的报道，让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变得浓之又浓。这两个小孩一个是广州的高中学生陈逸华。他因为在地铁站举牌反对“统一化”改造车站，多次提出质疑，并最终改变了有关方案，而被人戏称为“举牌哥”；另一个小孩则是武汉市的一位小朋友。他因为担任了武汉市独创的少先队市副总队副队长，而戴上一个五道杠的少先队干部臂章，加上他那张官模官样的照片和他早熟的种种表现，而被网民戏称为“五道杠”。

把两个少年放在一起讨论，无论合不合适，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早前，各路媒体对“举牌哥”与“五道杠”的报道和评论可谓铺天盖地。但那时，无论评论者报着何种心态，所说的话合不合口味，笔者均未在网路上发言。只在心中默念：“俩人都是好少年”。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我们需要各种人才。过早地去计较孩子的长短，并不好。他们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时代的“接力棒”。因为一个时代的来临与结束，都存在磨合期的阵痛。这种阵痛的交汇会不断地反复，就孩子而言，大人的思想在影响着孩子，孩子的举止也在影响着大人。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所碰击的合谐与美满。只是笔者在阅读上述文章时，喉咙里却像卡上了一根鱼刺，内心十分的压抑。文章的作者虽说自己不熟悉孩子的心理学，但对陈逸华却在大加赞赏，对于黄艺博却颇以微词。

其称，从“利”的一面来说，陈逸华小朋友“举牌”，至少看到了他和与他相近的一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坚持公民发声，力促广州地铁放弃投巨资改造16座车站的初衷，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了他的执着、认真和勇敢。而他在事后的表现，尤其令人欣慰。首先，他表示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什么名人，特别是不想对着话筒和镜头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因为看见记者姐姐在烈日下苦等了他好几个小时，才简单地回答了几个问题。”

其次，他把自己的执着和勇敢归结于他对地铁的喜爱，他能够很顺畅地随口说出每个地铁车站不同的风格与色彩，其纯真的程度让人感叹，其行为的出发点让人信服；再则，陈逸华表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自己生活在广州，幸运自己的行动能得到那么多同辈和长辈的支持和理解，包括地铁施工主管单位的理解与宽容。

文章认为，陈逸华所说的“幸运”，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表面看来，闪光的是少年，可实质上闪光的是社会，是宽松的民意表达氛围，是社会的文明与开明向前迈了一大步。正是有了对公民权利的这种保障，公权力才会得以规范，社会单元之间才会得以沟通、理解和融合。也正是有了这种保障，民主法治才会得到健康发展。可见，和谐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不仅是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一代努力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

从文章中笔者看出其在评价黄艺博时，是带有某种偏见的。不知是忘了还是咋的？黄艺博的名字也没提。只在说：“遗憾的是，从‘五道杠’少年的成长氛围中却似乎看不到这些，人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官本位’的思想对一个纯洁少年的浸染与熏陶。”

武汉“五道杠”小朋友的父亲把他的一些官场作派说成是由于经常出席各种正规场合造成的。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只是觉得一种悲哀。一种眼看着这么一个好孩子在“官本位”的教化与遗毒中湮灭自我的悲哀。“当‘五道杠’被媒体和网民责骂斥责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希望人们能听到他伤心的呻吟：‘我不是一个坏孩子’；当他的父母被指责在误导甚至毁灭孩子时，也希望人们能倾听这对夫妇发出的微弱的抗辩：我们难道有错吗？”

真的是这样吗？笔者以为，按正常人的思维，黄艺博从少先队员到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现今已经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正证明了这个孩子的兴趣、天赋与能力，别说肩上扛上“五道杠”，就是扛“十道杠”，也是这孩子自己靠努力所得，又有何不可呢？

有的孩子你让他读唐诗宋词，他非去看大脸猫。即使是你绞尽脑汁，请名师助力，他也万不上道。因此，千万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孩子有这个天赋与能力，他在靠自己的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都应该去鼓励，而不是说三道四，阻碍孩子的发展。

文章最后说，在今天这个人生价值发生激烈变化的年代，公民社会的意识与“官本位”意识必将长期并存。人们也将无一例外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只是这“官本位”虽然会带来公权力及其附加的种种特权，但它决不会代表中国的未来，更不会是社会进步的方向。

话虽这样说，但公民意识不能违背道德规范，到底黄艺博与陈逸华，谁代表中国的未来？俩人都是好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