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篇中国论文被撤酿国际丑闻，涉事医生却称自己是“受害者”，你怎么看？
近日，德国著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宣布将撤回发表在《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上的107篇论文。根据该声明，这107篇论文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之间，全部来自中国，撤回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
这条声明很快在国内网络上引起关注，107篇论文的作者（多为医生与医学工作者）与工作单位被媒体一一列出、公布于众。
与此同时，中国科协对此事回应称，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施普林格方则解释，这次撤稿正是一次内部严格审查的结果。一时间，对各方的声讨不绝于耳，“学术造假”、“各方推卸责任”的评论充斥于网络。事实究竟是怎样？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是假造同行评议的作者，审核把关不严的学术期刊，还是对国内学术造假监管不够的中国科协？
可以肯定的是，“学术造假”四个字远不能概括此次的撤稿事件。
被撤稿医生为何称
“也是受害者”？
代发论文这样一个黑灰产业
是如何运作的？
为什么被撤的论文
全来自《肿瘤生物学》？
又为何医学论文
成为了重灾区？
蹊跷邮箱
“并不是剽窃的问题”
4月20日，德国著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称将撤回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的107篇论文。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论文出现了剽窃和造假？“不是，并不是剽窃的问题，而是同行评审流程遭到了破坏”，此次撤稿事件调查组成员之一、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在接受南都记者邮件采访中称。
同行评议：
作者投稿之后，由刊物主编或编辑邀请具有专业知识或造诣的学者，评议论文的学术和文字质量，提出意见和判定，主编按评议结果决定是否在本刊发表。
不同的是，在此次撤稿事件中，出现了由作者推荐同行评议人的情况。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介绍，由作者推荐同行评审人是许多期刊认可的做法。
本次被撤回的案例中，作者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评审人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
“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了调查和沟通，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文做过评审。”巴特勒告诉南都记者。
然而，蹊跷的不仅仅是评审人的邮箱地址。南都一一查阅论文发现，被撤回的107篇论文中，除了3篇共4个作者外，其余作者的邮箱地址都为后缀为126、163、sina等商业邮箱地址（如下图）。
再查阅同样发布在这一期刊上，没有发现违规操作问题的合格中国医学领域论文，会发现多数作者的邮箱后缀为机构邮箱，如edu为后缀的大学邮箱地址，或以ac为后缀的国家实验室邮箱地址（如下图）。
由于工作邮箱通常都为本人常用的邮箱，且无法伪造，因此被撤文章的作者几乎都为商业邮箱地址，这意味着一直与出版方联系的可能并非作者本人，而是第三方机构。
科协也提及了第三方机构的存在。科协表示，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施普林格则表示，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
“第三方机构”究竟是什么？他们在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涉事作者
“医生也是受害者”
“我要发文章的时候，就让他们润色语言，润色完语言感觉还挺不错，做得挺专业的。”一名本次被撤稿的医生匿名对南都（微信号：nddaily）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一切都开始于论文润色。据介绍，由于在国外刊发论文需撰写英文论文，很多作者在完稿后都会请人润色语言和学术规范，这在学术论文写作中非常常见。“论文润色”的盈利机构随之迅速发展，在网络上随处可见。
据被撤稿医生告诉南都（微信号：nddaily），论文润色结束后，该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自己，除了润色，还能够帮助联系同行评议人，缩短评议流程。由于平时很忙，也不认识什么国外的审稿人（《肿瘤生物学》要求须是国外审稿人），加上不熟悉投稿流程，正好有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这名医生就顺便购买了这项服务。
上述涉事医生多次称，在此事件中，医生也是受害者，“科研和文章是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没有假的。”
按照这名医生的说法，他在整个过程中并不知道中介在同行评议的环节造了假。南都（微信号：nddaily）采访到的另一名目前在北京工作的医生则表示，曾经见到过找这类中介的例子，医生本人是否知道，则无法一概而论。
背后产业
“这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产业，甚至知道我的身份证号”
上述涉事医生介绍，每天他都会收到无数“科研服务”、“科技公司”的传单。这些机构一般会主动找上门来，润色的收费看字数，一般一篇四五千块钱。据这名医生介绍，自己当时找了这样一家论文润色机构来修改论文。
但润色论文获利有限，相关机构很快将业务发展至论文发表的上下游，包括论文发表、帮助寻找同行评议人，甚至可以直接帮助代写。
在一些购物网站上，商家甚至直接打出“代写、代发核心期刊”的广告。
一位某综合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也向南都记者（微信号：nddaily）证实了这一产业链的存在，多的时候他每天要接到10多个骚扰电话和邮件，有的甚至明码标价，发一篇论文2万、3万元等，对此他深恶痛绝，不胜其扰。
“这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产业，不仅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甚至知道我到了哪里。”他说。
南都记者在某购物网站上搜索到这样一家机构，并与其工作人员交谈，对方表示不但可以保证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国外的SCI（科学引文索引）也可以保证发表。国内收费价格较低，国外期刊收费在2万到5万不等，周期也相对较长，大多数在一年左右。
中介对代写代发论文的“开价”。
中介对代写代发论文的“开价”及发表周期的回复。
而根据南都记者了解，《肿瘤生物学》只有在确定刊载论文后，才会向作者收取版面费，价格需要根据文章的质量判断，一般在1万元左右，一些杰出的投稿，期刊方面甚至会支付稿费。
据其中的一个代写代发中介介绍，一旦交付定金，中介会负责与期刊方面联系，包括提交论文、提供同行评议人等全程工作。若有信息需要提供，中介会联系作者索取信息，而作者本人不需要与期刊方面有任何接触。
在此过程中，中介常用的方式便是以作者的姓名全拼申请一个商业邮箱，与期刊方面联系，造成是作者本人在与期刊联系的假象。
据一位在北京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向南都介绍，同行评议人造假可能也是用类似方式，中介先让作者提供评议人名单，然后向期刊提供评议人的假邮箱，再以同行评议人的身份提供一个假的评议结果发给期刊。
为什么是《肿瘤生物学》？
“直接使用作者推荐的评议人而不加以严格地审核，这不该出现”
实际上，中介使用这一伎俩时间已久。
根据施普林格方解释，虚假同行评审（等原因）曾导致了2015年和2016年的几次论文撤稿，其中就涉及期刊《肿瘤生物学》。据南都记者统计，《肿瘤生物学》的“造假”高峰在2014年和2015年，据几次撤稿的总量分析，被撤论文分别为43篇和50篇，而2012、2013年，该期刊的撤文数量仅为15篇，2016年仅有1篇。
为什么几次撤稿事件都涉及《肿瘤生物学》？一位曾在《肿瘤生物学》发文30多篇的作者对南都解释，一是因为《肿瘤生物学》影响因子（国际公认的期刊评价指标）在3.0左右，不高不低，在985、211高校一般都符合毕业、保研等条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本期刊的发稿周期短，此前最快3-4个月就能发表，这对晋升、评级、毕业等来说很实用，而其他同类期刊至少也要一年时间。
期刊编辑辨认中介是否很难？南都采访的一位国内医学期刊编辑表示，对编辑来说，一篇稿件来了，首先要做初审，主要关于选题、论文方向、字符数以及格式方面的审核。然后，责编会根据作者留下的电话或邮箱联系作者。但是如果作者和代写代发中介是捆绑在一起的，就很难分辨。
但该编辑也指出，作为一个SCI杂志社，在同行评议人审核时直接使用了作者推荐的评议人而不加以严格地审核，这在顶级的科学期刊，如《柳叶刀》（The Lancet）等工作中是不会出现的。
哪里出了问题？
“发学术文章成了评职称重要条件”
“就好像评价一个厨师，参考的不是他饭做得好不好，而是小麦或水稻种得怎么样。”前文提及的北京三甲医院医生对南都（微信号：nddaily）说。
在期刊上发表医学论文，是目前很多医院进行医生评职评选时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北京某医院为例，据介绍，要从初级职称升至中级职称，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是必选项，而要继续升至高级职称，在国外SCI发表一篇论文则是重要的加分项，加分越多，胜算越大。
“在救人治病上，大家的表现都相似，只要没有重大失误，就没有太大差距，所以是否发表了学术文章就成为评职称的重要条件。”该医生表示。
因此，每天忙于看诊治病的医生工作到一定年限后，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就必须要考虑职称问题，发表论文就成了必须要经历的“一道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消化科一医生认为，应该把医疗和科研相对割裂开，有愿意搞学术的，可以脱离临床专心搞学术，有愿意临床工作的，可以制定一个相应的晋升路径。
前述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则认为，“以论文论英雄”总体上没错，也是目前国内、国外主要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评价体系不能绝对化，不能“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而要多元化。
（由于文中被采访者皆为利益相关方，尊重被访者愿意，在文中使用了匿名）
南都记者 娜迪娅 吴斌 商西 蒋琳 实习生 范俏佳
教育学者熊丙奇：
接连发生在中国学者身上的大规模论文被撤事件，已然表明我国的学术土壤与生态已经出了大问题。
2015年年底，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具体包括：
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
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
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
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
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这“五不准”很严厉，也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对学术造假“零容忍”的态度。可是，这和之前有关部门一再宣称要对学术不端“零容忍”一样，对学术抄袭、造假等行为基本没有什么震慑作用。
原因在于，就是遭遇撤稿之后，被撤稿的学者依旧安然无恙，最多被取消课题经费资助，学者所在机构并没有启动对其学术造假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学术处罚。
上次论文大规模撤稿事件发生后，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23篇受资助涉嫌造假被撤论文的作者做出了取消资助，禁止5年内申报该基金项目的处理，而不见任何被撤稿学者所在机构对这些学者做出处理。也就是说，即便学术造假丑闻闹到国际上，在国内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淡化处理。这是我国学术不端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南都短评：
中国医生对论文发表的刚性需求，主要是因为职称评定过程中论文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医生没有分类，不管拿手术刀的、开仪器的还是做理论研究的，一律需要论文，而且大有越多越好的趋势。
对比美国医生的职称体系，供职于教学医院的执业医生只占全国医生总人数（约160万人）的7%-9%，只有他们才涉及教授或副教授的评定，其余90%以上的医生都是地位平等的执业医生，只需做临床诊疗工作，没有任何科研或教学任务。
在中国，职称评定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只能借助不断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医生确保自身职业生涯不断上行的基本前提。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从而催生了一个造假多、监管难的问题包。
从实际需求来看，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论文派医生，而需要更多娴熟操作手术刀的医生。从这一需求出发，针对医生职业群体的职称评价体系改革必须加快进行，让更多医生从论文高压中解脱出来，比向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施压更值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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